洋垃圾進口后處理粗放導致河流污染嚴重-洋垃圾圍城

　　“洋塑料”垃圾讓部分河流重度污染

　　攝影師王久良拍攝紀錄片《塑料王國》，講述國外廢塑料進到中國后被以粗放方式處理

　　曾因《垃圾圍城》系列紀錄片引發關注的攝影師王久良，歷時三年又出新作《塑料王國》。記者獲悉，該紀錄片披露了各國廢舊塑料進口到中國后，被以粗放的方式進行回收處理，繼而引發了部分地方環境嚴重污染的現實。

　　近日，《塑料王國》26分鐘剪輯版向媒體公開，片中導演的鏡頭從美國東岸的垃圾回收中心出發，跟隨洋廢塑料穿越大洋，走過海關，進入中國的廢塑料回收利用集散地，被挑揀、分解、處理、造粒再利用。

　　王久良表示，該片拍攝持續三年，他走訪了華北、華東、華南十幾個集中回收處理洋塑料的基地，對整個產業的所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人都有深入接觸。

　　《塑料王國》正式版本將近90分鐘，目前仍在后期剪輯中，明年將制作完成。王久良說希望向中國輸出洋垃圾的國家能看到這部作品。

　　“從南到北全國十幾處回收中心”

　　新京報：你之前拍過紀錄片《垃圾圍城》，為什么又拍這部關于廢舊塑料處理的紀錄片？

　　王久良：借助《垃圾圍城》，我有機會去國外交流，特別是在美國參觀時，發現他們有大量的生活垃圾經過篩檢后，第一時間送到了中國，當時我真的很納悶，怎么會這個樣子？難道是中國有更先進的回收技術嗎？

　　從那之后，也就是2011年5月后，我開始做進一步的調研，去了河北、廣東的一些地方，我看到，在中國鄉村里的垃圾場，塑料上印著那么多國的文字、語言，這是世界垃圾場，這種場景給我極大的震撼。

　　新京報：為什么起《塑料王國》這個名字？

　　王久良：塑料在英文里的另一個意思是“廉價的”，它更深的含義是外表的繁榮、實質的脆弱。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世界成就的同時，把自己的家鄉變成這個樣子，這種發展其實是很廉價、很脆弱的，取這名字也是為了陳述這個主題。

　　新京報：你去了哪些地方？片子中具體指出這些廢塑料集散地的名稱嗎？

　　王久良：片子里面沒有，我的考慮是，這是全國甚至全球范圍的事，在我國從東北到華北，從華東到華南，甚至在內陸地區，都存在這樣的地方，這個量真的非常大。這還僅僅是塑料垃圾。

　　事實上，洋垃圾處理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，整個中國稱得上成規模的廢塑料處理中心，而且是專門針對洋垃圾的大概就有十幾處，河北有，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廣東、福建甚至天津都有。

　　“拍片常遇地方政府阻撓，甚至被抓”

　　新京報：據你觀察，洋廢塑料處理過程是怎樣的？

　　王久良：首先要分揀。分類很復雜，大家從片子可以看到，常年做這個生意的人形成了很完善的識別方式，點火、甩地上聽聲音，招數很多的。

　　仔細分揀后，就是粉碎，但無論是干粉還是濕粉，都需要大量的水，我曾經計算過，有的地方的工廠一小時抽50噸地下水，而那個地方有2000家工廠，所以這個量是很大的，這些污水在沒有管道的地方就直接排到環境中，自然滲透到地下去了。

　　然后是造粒，就是把塑料溶化，在很簡陋的機器里拉成細條，這是最終回收的產品，重新參與新的生產。

　　新京報：誰會用這些產品？

　　王久良：我拍攝到的中國一家非常大的玩具代加工工廠，用的原料就是來自洋廢塑料制成的廢舊顆粒，它們倉庫里的各種玩具，沒有一件留在中國，全部出口。

　　按照2011年到2013年的海關數據，每年進口廢舊塑料的數量是800多萬，這僅僅是官方的統計數據。從我拍到的很多垃圾場看根本不止這些，而且很多按照限制進口條例是不應該進來的，比如醫療垃圾等。

　　新京報：你在調研和拍攝過程中是否受到阻力？

　　王久良：拍《塑料王國》時，網上的信息很少，只能自己去實地看。很多時候，沒有得到政府機構的支持，像是討人厭的蒼蠅一樣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工作。

　　我經常被地方政府阻撓，甚至也被抓過，但真正的阻礙力量，真正讓我感觸特別深的是，這樣一個骯臟的環境，給當地居民帶來了傷害，但你發現，阻礙你的，不僅僅是官方阻力，還有地痞流氓，而是任何一個當地的人，他們變成一伙，捍衛自己的利益，這個骨子里的愚昧讓我觸動非常大。

　　雖然拍紀錄片需要跟他們在一起很長時間，本以為可以建立起很好的情感，但我無法建立起來，說實話我不喜歡里面的每一個人，跟他們在一起很痛苦。

　　“受傷害最大的還是最底層的人”

　　新京報：生產過程是否會帶來傷害？

　　王久良：對于分揀工人來說，因為廢舊塑料里有很多其他的東西，他們所處的環境真的氣味很難聞，影片里有人描述常年聞著都麻木了，聞不出味道了。但更主要的還是危險，垃圾有很多有毒有害甚至腐蝕性的危險品，有個老太太不懂外文，打開一個塑料瓶，其實里面是氫氟酸，結果把關節都燒壞了。有的人抖塑料布，抖了半小時，整個手都脫了一層皮。對于分揀工人來說，碰到有毒腐蝕的東西是經常的事。

　　對于水洗來說，還對整個產業區域造成了嚴重的污染。首先是地表水的污染，幾乎所有的池塘河流都重度污染，水草都不生了，更別說魚了，當地人都不敢用地表水澆灌農業，曾經有人用河水澆灌玉米地，結果玉米全死了。

　　其次是地下水，像河北、山東的廢塑料產業中心，人們從十幾年前就不喝地下水了，不管有錢沒錢，全都自己買水喝。

　　最后還有空氣污染，焚燒廢塑料產生巨量的廢氣，影響了整個區域。有一個采訪的女老板在影片里說，我都不敢要孩子，孩子都是在干這活以前要的。我去過幾個大型塑料產業基地，當地人都說，我們這兒的癌癥掛號是整個地區里出了名的。我曾經問一個阿姨，這邊生病的人多不多，她的第一反應不是誰家生病了，而是誰家沒人生病。

　　整個產業區域的人都受到了傷害，但受傷害最大的還是最底層的人，有錢的老板把工廠放在這兒，房子搬到城里去，孩子不在這兒上學，但沒錢的產業工人、當地居民、農民就只能在那兒待著，走不動。

　　“政府取締僅僅是重新洗牌”

　　新京報：我們曾經在2011年的時候報道了河北文安作為廢塑料北方集散地，被政府取締廢塑料回收產業的情況，你在調研和拍攝過程中，也看到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應對廢塑料回收產業？

　　王久良：文安被取締時，我也去考察過。應該說，文安取締得非常干凈，但這種一刀切的方式，產生一個大的效果就是，這個產業四處擴散，在保定、邢臺，包括就近的雄縣等，都壯大起來。而且，據我近期的觀察，文安那邊的產量還是很大。所以對于地方政府取締的措施，我把它定義為一個產業重新洗牌的過程，但產業依然大量存在。

　　很多地方現在也都打著所謂的循環經濟產業園的牌子，但事實上依然是家庭作坊居多，而即使是一些大的產業園區，也依然是相對落后的產業方式。這事的核心，并不在于你的園區多大，而是你的作業方式、整個區域的配套措施決定的。

　　新京報：問題如何解決？

　　王久良：問題的解決不像《垃圾圍城》時那么簡單，因為涉及太多的利益群體，太多的人，甚至底層的勞動人民。像文安那樣一刀切的做法，可能性非常小，你砍掉一個地方不代表能砍掉整個塑料中國。我不是不支持塑料回收，我不支持的是目前這種作業方式和它產生的危害。

　　因為是洋垃圾，所以我這次把關注點放在國外，我希望用我的作品去影響垃圾輸出國，能從源頭上去推動問題解決。